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深圳法治建设极具全国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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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连续多年在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中得分第一。目前报告研究数量涵盖了全国100多个城市。深圳市政府组织领导、监督与问责、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行政决策以及制度建设等各项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深圳法治政府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如此评价深圳法治建设。

站在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历史节点,马怀德说,深圳是中国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区,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取得了显著成绩,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深圳在法治建设方面做了很多有标志意义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有宝贵的推广价值。

马怀德表示,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法治是核心要义。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建设的主要任务,尤其是对法治社会有示范带动作用。政府守法,政府讲法,自然就会引导社会来重视法治,大家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从深圳经验来看,法治政府建设有几个突出亮点。

首先是政府决策的法治化走在了全国前列。马怀德说,深圳市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带,政府在作出经济发展等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重大决策时,坚持依法决策,按照程序决策,规范决策。这一方面既有制度建设成果,也有实践积累的经验。为整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条例的制定都探索了很好的经验。

其次,深圳在法治政府建设中高度重视法律顾问,包括公职律师的工作,非常有先见之明。深圳法律顾问制度,有机制安排,有体制保障,专门设置了一个法律顾问办公室,为政府法治化的决策和政府各类行为提供相应的法治保障。深圳是最早设置这一机构并建立相应制度的城市,在全国范围少有,影响很大。

再次,在机构设置和机构职能的转变包括职能的法定化方面,深圳也做得很特别。如较早建立市场监管局,将部门林立的市场监管机构整合成一体,然后通过这种地方管理部门的大部门制,形成一个一体化的监管机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所以在深圳让人感觉没有政府机构林立的印象,一体化的监管机制也使有交叉、重复职能或容易发生冲突的机构之间形成了清晰的边界,对法治政府而言,这是一个职能保障,有助于更好地履行政府职能。在后来各地的改革特别是中央的机构改革中,实际上都参考了深圳经验。”他说。

马怀德特别提到,在机构职能设置方面,深圳把政府和法定机构做了区分,对法定机构的设置、职能及运行做了一些特殊的安排。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政府职能转变及机构设置的调整等方面作出的探索,也是一种创新。

此外,马怀德认为,法治政府建设最重要的还是在执法方面。深圳执法机构的改革,以及执法中的制度创新、方法创新,也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看到深圳的综合执法,包括执法体制机制改革、执法人员的资质规范化改革和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方式、方法和程序的一些保障,都做得不错。”

“深圳是一个经济发展非常快、社会文化繁荣的特大城市,对政府履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深圳自我改革创新的自觉性主动性也更强,一直在不断创新和提升。”

马怀德指出,从人类历史发展看,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契约经济。最好的营商环境是透明的、可预期的、稳定的。深圳市政府各部门透明度相当高,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政府越透明,老百姓办事越方便,经济发展的速度、效益就会更好。

马怀德表示, 深圳市政府尽可能做到政务公开、透明,而且运用现代科技在数字政府建设、智慧政府建设包括大数据的运用等方面,为老百姓提供了很多便利。老百姓、企业、市场主体可以利用这些信息,自主地开展经济社会活动,经济效益提升了,市场繁荣程度也提升了,这使政府和市民、市场主体之间的互信又进一步提升。

据了解,2008年国务院就颁布政务信息公开条例了,但实践得比较好、政府透明度做得比较好的,还是几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效果会更明显一些,落地落得更实一些。深圳的经济发展、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绝对不是偶然的,深圳在法治方面的大胆探索以及取得的成果,支撑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整个城市,也为管理城市的政府提供了充分有力的保障。

马怀德建议,作为法治示范城市,深圳未来在法治政府建设包括进一步强化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生态保护职能等方面,还可以为全国探索出更多有益的经验。

深圳的改革开放、社会治理,始终贯穿着法治精神、法治建设。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授予“特区立法权”,深圳创立的许多法规成为中国第一。

马怀德表示,中央在特区成立之初就通过立法的方式赋予深圳一定的立法权力,包括对国家或其他地方法律不完全一致的地方有一定变通权。事实证明,深圳没有辜负中央的期待,充分利用特区立法权,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很多制度保障,也为改革创新特别是地方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渠道。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如果要让一个地方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做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并要取得很好的经验,就要给立法上的一些特殊待遇、特殊政策,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带动整个制度的变革或者体制机制的创新。

从经济特区建立至今,在立法引领、先行先试方面,深圳共有104项立法,其中,早于国家层面的41项。其中,1993年4月,深圳通过了两项重要法规:《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有限责任公司条例》,这是中国第一批公司法,成为特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开路先锋,也为国家制定公司法提供了立法试验。这些法规,不仅护航深圳发展,更为后来国家立法提供参考蓝本。

“良法善治”。马怀德说,良法是善治的基础,善治是良法实施的结果。深圳在社会治理上注重法治,用法治的手段、法治的方式、法治的思维去实现善治,从而达到社会治理的更高水准。深圳有特区立法权,又善于创新,制定了很多高质量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为深圳市域社会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基础,实现了最终的深圳社会治理包括城市治理的良好效果。

他提到,随着经济的转型发展,社会问题也会层出不穷,要持续性地实现良法善治,法律就要不断进行修改、完善、补充,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同时,领导干部、各级公职人员必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来化解风险、处理矛盾、解决问题,思维和意识也要相应地不断更新、完善和提升。此外,整个社会公众的法治观念,法律意识也需要不断的提升,全社会有共同的法治意识和观念,才能实现“良法善治”。

马怀德充满信心地说,“经过40年的积累,深圳在人才、经济、社会秩序包括社会治理的一些制度供给,都有了很好的基础。下一步,需要各级政府、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市域范围内的全社会普通公众的法律意识不断提升,大家都按照法律来行事,就像总书记说的,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办事依法,用这些方式来处理各类社会问题,我相信深圳‘良法善治’的水平会进一步提升。”

展望未来,马怀德表示,“对深圳,无论是法治社会建设,还是法治政府建设,包括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我们都有很强、很高的期待!”

#中国政法大学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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